墨家名人名言
1、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淫佚:也作“淫逸”,嗜欲过度,放纵恣肆。这两句大意是：生话节俭，国家就昌盛；嗜欲放纵，国家就衰亡。墨子主张“节葬”、“节用”，他认为一个国家，从国君到百姓，整个社会风气祟尚节约俭朴就民富国强，走向兴旺发达。若一味追求淫佚享受，就国弱民困，国家必然会走向衰亡。这两句用干说明国家要尚节俭而戒淫佚，以保证昌盛久安。
2、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3、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4、言不信者，行不果。口言之，身必行之。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墨子·亲士》竭：尽，完。招木：乔木，高大的树木。这两句大意是：甘甜的井水易于枯竭，高大的树木易被砍伐。井水甜则喝水的人多，自然容易枯竭；高大的树木用处多，自然很快地招来斧斤。露头的椽子先烂，这是常见的现象。墨子由此提倡中庸思想，认为“太盛难守”，使人们甘居中游，不敢冒尖，这种传统思想在今天是不足取的。
5、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
6、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约公元前468～前376）。据司马迁《史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具体地点有争议），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自称为“贱人”。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7、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8、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墨子·非儒下》。这两句大意是：官吏放弃管理就会发生动乱，农事抓得不紧，误了农时就会带来贫穷。这两句用于论述吏治和农事对国家治乱有重要影响，强调要搞好吏治，抓紧农事。
9、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10、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墨子·七患》。虑：计谋。卒：同“猝”，指突然事变。这两句大意是：心中没有预先考虑应对事变的方法，就不能应付突然变故。无事之时备有事，平素就要对可能突发的变故准备应对的策略和方法。这样，在事变发生时才不至于慌张，才能避免忙中出错。这两句多用于说明居安思危的道理。
11、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
12、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
13、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埤雅》。甘：甜。这两句大意是：甜瓜的蒂却是苦的，天下的事物没有十全十美的。任何事物的优点和缺陷都是同时存在的，而绝对的完美无缺是没有的，这就是事物本身所包含的相对性。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世界，而不致陷入绝对化、片面性。
14、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战国·墨子《墨子·大取》。这两句大意是在好处中要取大的，在害处中要取小的。在生活中会遇到好处，也会遇到坏处。对好处，无疑应择其大者而取之，以获取最佳利益；对坏处，能避免则避免，不能避免则择其小者而取之，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这是普通的道理，多用于生活中对利害的选择。
15、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意思是一切事物没有比正义更可贵的。
16、教学思想：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这三种知识来源中，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传闻”又多不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17、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18、教育内容：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
19、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行：实践。为：是。这两句大意是：士人虽说要有学问，但是，能把学问用于实践才是最重要的，是根本所在。此句以直言其事的手法阐明学问付诸实践的重要性。这里强调以实践能力作为检验士人有无真才实学的标准，这种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人眼中，学问虽然重要，如果不能转化为能力，就不能算学到了真本领。这种观念就是传统的“知行”观。这种强调知行统一的观点，对我们今天反对本本主义，克服教条主义仍具有积极的作用。
20、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21、义人在上，天下必治。《墨子·非命上》。有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一定能太平安定。说明在上位的国君应实行“义政”，所作所为要符合“道义”，这样国家才能安定。义人：主持道义的人。
22、无为而治。
2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4、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
25、墨子的名言有：
26、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兼相爱：指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的爱所有的人。交相利：互相帮助，共谋福利，反对争夺斗争。墨子认为天下的一切祸害皆起于人们之间“交相别”，即亲疏远近，彼此利益之别。因此，要除去天下之大害,就必须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27、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辨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
28、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