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生死观名言
1、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
2、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人生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战斗。活一天就战斗一天。
3、司马迁“隐忍苟活”的原因：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
4、从古人的角度他也可以不死.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他没有必要抱着怀王这根“木头”,这是一根枯木.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劝他：“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可以到九州去转转,放开眼光,你就会发现比楚王高明的国君有很多,何必井底之蛙,单恋这一口水呢?司马迁也在他的《屈原列传》中借渔父之口也开导过屈原：“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方能与世推移.”作为一个圣人,应该目光远大,不应拘泥于眼前的一事一物,更不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
5、任安在狱中时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
6、司马迁受宫刑倍感耻辱也不自尽就因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7、为真理而战，死也光荣——林肯
8、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屈原太不应该了,也太不值得了.
9、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
10、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可以算得上是直面、言及最多的一位诗人。其中，在其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中就有七次：“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佤兮”、“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阽余身而危死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11、第3段，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
12、屈原以最彻底、最积极的态度对待理想、对待信仰、对待他人生中的一切，即便是对。
13、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
14、写作背景：《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
15、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潜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16、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的原因。可分为二层。第1层，从“仆之先”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
17、他不愿自己死得没有意义
18、大道理上说,身体毛发受之于父母,岂可随意毁之.小道理上说,生命是自己的,不能为别人而活着.抬高一个层次说,你有文化,你有才能,应该为人民造福,怎能仅仅去应酬一个怀王呢?况且怀王又是一个无能之君.
19、“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20、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朝中发生巫蛊之乱，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
21、其生死观的基础是情感和坚持，是“对社会政治和人生理想的双重固持”，即积极的生命态度与准备好了的选择，看似矛盾实则形成高度统一的观念、心理，它们构成了屈原生死观的特殊性与永恒性。
22、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
23、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
24、第4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
25、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2、主要内容第1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
26、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
27、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
28、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
29、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
30、最核心的意思是希望司马迁帮他说话，拯救他死刑。
司马迁的生死观名言
31、第2层，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
32、任安在汉武帝时任益州刺史。汉武帝晚年信任重臣江充。江充诬陷太子刘据，刘据被迫起兵讨江充，兵败后。刘据起兵时，任安接受了他的命令，因而被判处死刑。
3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
34、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司马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
35、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36、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37、第5段，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第6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38、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
39、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40、但他并没有选择，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2、屈原“慷慨赴死”的原因：从《渔父》中可以体会出屈原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对待人生的态度。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哲学、两种不同的品格操守、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渔父认为对人生、对世事都不要太认真、太执著，最好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即篇中所谓的随流扬波、与世推移，至于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则是大可不必的。屈原反对这种人生哲学，认为绝对不能随波逐流，绝对不能同流合污，宁可葬身鱼腹也要保持自己志洁行廉的人格。
